十二年冤狱　一个个生与死的瞬间

【圆明网】“十二年的酷刑摧残，我有幸活着出来了，有多少法轮功学员没有熬到出狱就被迫害致死、致疯了，有多少法轮功学员被迫害的奄奄一息，出狱不久，就不幸离世了。我在中共监狱的魔掌下还能幸存，简直就是奇迹！”这是法轮功学员里玉书女士回首往事的感言。

迫害前的里书玉

被迫害后的里玉书嘴、脸、肩膀歪斜，嘴角不自觉的流口水

被迫害后的里玉书身体浮肿

二零一四年五月十九日，被冤狱折磨十二年的昔日教委干部里玉书女士走出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回到了阔别十二年的家乡阿木尔。如今，里玉书回家已经三个月了，黑牢的伤害仍然使她生活不能自理。

里玉书，今年六十五岁，在修炼法轮功之前，曾患多种疾病，修炼法轮功以后，她遵照“真、善、忍”做好人，所有疾病不翼而飞。里玉书为人正直、无私，很有才华，写的一手漂亮的毛笔书法，特别是隶书；她还擅长于刻章，不用草稿，随手就刻，她的作品很受人喜爱。她凭着她的能力、实干，受到林业局的重视，由普通教师升为校长、教育局主任，又提升为教育局书记。修炼法轮大法后，她不收别人的贿赂，不要学生家长的钱财，看到别人有困难，总是无偿的帮助。

因为坚持法轮大法“真、善、忍”的信仰，二零零二年五月十九日，里玉书和几位法轮功学员被加格达奇公安局绑架，被加格达奇法院冤判十二年，二零零三年一月十六日，关押到黑龙江省女子监狱。

里玉书女士说：“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那里没有人权，没有自由，我遭受了种种酷刑摧残，恶警恶犯随意的诬陷大法，迫害大法弟子，我只能用我的生命去捍卫大法，捍卫我的信仰。”

里玉书女士回忆：“面对惨无人道的迫害，我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多次绝食抗议，最后一次绝食十年，遭到黑牢十年不间断的野蛮灌食，每时每刻，我都挣扎在死亡线上，每次都是起死回生的奇迹，使我今天还有机会向世人讲述这个迫害，为迫害致死的法轮功学员说句话。”

下面是里玉书女士讲述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里一个个生与死的瞬间。

二零零四年：绝食之初——血淋淋的胃管

二零零四年三月初，法轮功学员张树哲、丁玉等被警察骗走，关入小号折磨。其他法轮功学员们向警察讲大法真相，我们是一群修炼真、善、忍、做好人的人，不是罪犯，要求放出小号折磨的法轮功学员，接着又有几个法轮功学员先后被关进小号。小号内的法轮功学员开始绝食抗议，外边的学员也在绝食响应，反对迫害。

二零零四年八月二日，我也开始绝食，警察用手铐把我们绝食的学员背铐起来，从早上五点到晚上八点，一直逼迫站着，晚上再把我们背铐在地上。就这样，还时常打骂我们，或者把我们吊铐起来。

绝食初期，警察指使犯人商晓梅给我们下胃管，我经常看到从我口中拿出的胃管血淋淋的。商晓梅逼迫我放弃绝食，说：“长期下去，你的胃粘膜受不了的。”

当然，我绝食不是目的，是希望中共停止迫害法轮功，顺应宇宙“真、善、忍”大法。多次灌食后，我的鼻子、食道、呼吸道里边都已经伤痕累累；每个犯人下胃管时，都感到太难了，经常要下十几分钟才能下进胃里。

酷刑演示：用开口器强行灌食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三日，恶警大队长郑杰过来，把我手铐打开，又将我单独关押一个地方，由犯人宋立波等三个人看着我，逼我放弃绝食。我继续绝食反迫害，宋立波说：“那你这绝食就遥遥无期了。”是的，恶警、恶犯从此开始每天三次给我下胃管，连续了十年。

在这儿，我被迫害了一个星期后，恶警们看没啥效果，没有改变我坚强的意志，他们又把我劫持到了九监区。

九监区：一次次死里逃生

当时，九监区迫害法轮功学员极其残忍，“转化率”（注：“转化”就是被逼迫骂大法、骂师父，放弃大法修炼）最高，其它监区不“转化”的法轮功学员都被劫持到这儿，具体实施“转化”迫害的恶警贾文君，因此提了科长，当上了“转化”迫害大队长。九监区，每个警察都参与了迫害法轮功学员。而诈骗犯吴湘芬，不到三十岁，心狠手辣、诡计多端，是迫害法轮功学员的恶犯之一。

二零零四年十二月十日，九监区恶警贾文君领着吴湘芬、刘凤玲、高福艳等四个恶犯包夹，把我劫持到一幢空楼的一个空屋子里，窗户、门都有纸糊着。吴湘芬足足骂了我三天，然后，对我惨无人道的灌食。

吴湘芬骑在我身上，揪住我的头发，犯人李明英用手象钳子一样，捏住我的鼻子，刘某某用塑料瓶子伸到我的咽喉部位，随时都有灌进气管的可能，我的鼻子被掐破了。这样，灌我几天，每次灌一、两个小时。

有一次，吴湘芬准备一个塑料瓶子，盖上扎几个眼，灌食时，装上液体食物，将瓶子伸到我嘴的深处，咽喉部位。为了防止我吐出来，她用毛巾捂住我嘴，憋的我喘不上来气，每时每刻都有灌到气管死亡的可能。我的头只要侧一点，掌握到角度，我就可以调整，避免食物流到气管里，但是，她们不给我这个机会，按头、捂嘴。有几次，我猛一翻身，避免了生命危险。

当时那种疯狂的灌食，简直就是杀人！吴湘芬看我翻过身来，气的她把瓶子摔了，说：“下回多放盐。”

每次灌食近两个小时，灌完后，我累的气喘吁吁，每次下来，我的脸都被掐破了，脸、鼻子变形了，肿的、破的，青一块紫一块的。有时，给我灌的食物里一次放一斤盐。

后来，犯人郑冬梅拿胃管来了，取代了塑料瓶子。吴湘芬揪住我头发，骑在我身上，胃管下到气管里，憋的我喘不过气来，脸憋红了。我说：“插气管里去了，憋死了！”郑冬梅说：“你不是要死吗！”说着，抽一管子（特大号注射器）食物，向给我灌食的管子里推挤。我用力挣脱，吴湘芬死死的按着我，不容我动一点，看来，这次我无法逃脱死亡了。

一管子奶粉推进后，呛的我一点儿也受不了了，一口鲜血带着奶粉全喷出来了，我气管里没存留一点食物，我又一次死里逃生！第二天、第三天，她们又把管子插入了我的气管里，我挣扎着……

二零零五年：监狱深处的小号刑房

二零零五年二月三日晚上，九监区大队长燕玉华来了，说：“快过年了，你再坚持绝食，就上小号，给你一天时间考虑一下。”第二天，她们把我绑架進了小号刑房。

小号潮湿，阴冷，只有走廊有两组暖气，暖气漏水，楼上的暖气也漏水，从棚上漏下来的水，就象下雨一样，无处躲。床板很湿，被褥都长了毛。

小号有五个酷刑间，每间都有几个法轮功学员被关在里面，有的被关在小号半年多了，棉衣长了毛，手脚冻坏了。我被关在小号2号酷刑间。

3号酷刑间的法轮功学员给我背师父的法，我长期被狱警隔离迫害，学不到大法，我想利用这个机会，多学点法，可是，警察又把我弄到1号酷刑间，我听不到同修背法了，我就高声背师父的诗词《洪吟》，包夹极力阻止，把1号酷刑间门关上。

1号间是个重刑间，有地环，双手、双脚铐在地环上，我被双手铐上后，身体坐着直不起来，躬着腰，两胳膊不能活动一点，控的非常难受。我一分钟、一秒钟的熬着，到晚上，他们还不给我打开。那些天，每个值班警察接班时，都先看我走没走，看到我那样虚弱的身体，怕我死在那里，马上给监狱里打电话。

我在小号被折磨了四十天。

二零零五年：病号监区利用亲人施压

二零零五年三月十四日，病号监区警察和犯人把我劫持走了，四个包夹，在一个空楼，每层楼没几个人，窗户、门都用纸糊着，外人不准进入，里面人不让交往，也是被隔离迫害。

监狱把我哥哥找来，签字，意思是我绝食死亡监狱不负责任，我如果死了，家人不要找监狱。我哥哥当然不会签字，监狱搞了多方面的造假材料，有录像、有记录，我一旦被她们弄死了，她们好拿着假材料，推卸责任，造谣。我不配合她们做假。

过了几天，监狱把我丈夫和我儿子也找来了，想利用他们“转化”我，让我放弃修炼，我向他们讲，我为什么绝食，他们理解我，没有对我施加压力，我很感谢他们。

二零零五年：病号监区包夹——相淑芬、单玉芹、王新华们

监狱在全监狱范围内找来了方方面面的人来迫害我，逼我放弃修炼，后来换了两个包夹——相淑芬、单玉芹。

单玉芹，五十多岁，她自己说：不学无术，从小就和男孩子在一起玩打仗，当过兵，当过包夹。单玉芹经常毒打我，一次，她把我毒打一顿，妄图踩断我的胳膊、腿。经她踩完后，我手、胳膊不能伸，腿不能走路。

下午，他们又把恶犯王新华调过来包夹我，一天早晨，王新华把我按在床上，用笤帚扎我的脸，扎了一个小时，一个笤帚都扎零碎了，扎的我满脸是血眼，满脸是血，肿了起来。

王新华给我灌食，根本不把我的生死放在眼里，野蛮而疯狂。一次，她用一袋或半袋盐，灌一半剩一半，扬在我身上。我的棉衣、内衣都湿透了，被褥也湿了。在我换衣服时，她趁机把窗户打开，立时，北方十二月冒着白烟的冷空气吹在我身上。

监狱里搞很多假材料，达到他们即使杀了人，又把责任推给被害者，监狱还找过我们家人签字：她死了，与监狱没关系。二零零五年四月十三日，犯人商晓梅说：“你签个字，意思是你被灌死了，是你不配合，你要签字，你配合我们。”我当然不会配合，为了留下我的死亡是她们野蛮灌食造成的这个证据，我就写了个条子。

犯人包夹们继续用妇科扩宫器给我灌食，那就是杀人，比屠夫杀猪还残酷。单玉芹，骑在我身上，用劲拧住我的胳膊，还有按头的，有按脚的，按脸的。王新华，用勺子或筷子撬开嘴，商晓梅将妇科用的扩宫器伸进我嘴里，放到极限，嘴撑的简直受不了了，每秒钟都难以坚持，每次都灌一、两个小时。

她们用勺子或大号注射器，将勺子送到我嘴的深处，随时都有灌到气管的可能。有一次，灌到气管里去了，我一边喊，一边猛用力一吐，不知哪来的那么大力量，吐出去了。单玉芹马上松开我，说太危险了，就松开了。王新华、商晓梅还告诉其他犯人：不听里玉书喊，按住她，不给她机会。我经常被呛的受不了，她们根本无视我的死活。

我的嘴里被扩宫器、勺子捣的非常痛，我已经没有能力再抵抗了，那时我身体很虚弱。她们一方面在灌食中对我下毒手，一方面昼夜不让我睡觉折磨我，将我双手背捆着，两条腿绑在凳子上，我困的直摔跟头。单玉芹每天把我双手绑在凳子上，一坐就是十四、五个小时。

袁安芬，杀人犯，身强体壮，心狠手辣。一天晚上六点，我按法轮大法的要求立掌发正念，袁安芬跑过来，把我推倒在地上，她一脚踩在我身边的小凳子上，“啪”小凳子碎了，第二脚踩在我的脸上，我喊：“法轮大法好！”她把裤头塞进我嘴里，两脚在我脸上踩，我的脸立时肿了起来，头上起了三、四个大包。我接着发正念，她用刷子柄打我的手背，顿时，我的手肿的象馒头一样。

我心里只有大法的教导，我是在做好人，我不是罪犯。她们看我不配合她们，就利用灌食之际，往里面放大蒜，辣的我受不了。一天，相淑芬被院长赵英灵找去了，给她下了死令：再发现里玉书发正念，就扣所有包夹的分。这样，她们就白天晚上不睡觉的折磨我。

她们熬的受不了了，相淑芬说：“老里呀，不给你放大蒜了，你睡觉吧。”我说：“你说话算数吗？”她一再表示，不放蒜了，我才躺下来，她们真的不放蒜了，她们给我“约法三章”，不准和其他法轮功学员说话。我是大法弟子，我要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在法上交流，必须破除这一邪恶的规定，我经常去其他法轮功学员监舍床上坐一坐，包夹们经常把我拖走。

一次，袁安芬猛的推倒我，我脑袋摔了几个大包，屁股疼的很厉害，一年多不敢坐着，骨头受到了损伤。那年大年初二，我闯进其它监室看看其他法轮功学员，相淑芬把我推回来，揪住我的头发往暖气管子上猛撞十几下子，撞的我头嗡嗡的，满头大包。

一天早晨，我坚持发五点钟的正念，打莲花掌，住在我对面的恶犯何颖杰，一大步走到我跟前，抓住我左手大拇指，用力向外一撅，只听“咔嚓”一声，骨头折了。我仍然打莲花掌，她愣半天说：“人若不怕死，谁都没办法。”

二零零五至二零一三年：和屠夫杀猪无异的灌食

二零零五年六月二日，副院长赵慧华，眼看着她们对我这样疯狂、野蛮的灌食。王新华用筷子扎我舌头，用劲太大，筷子扎折了，王新华就使用这个折的筷子碴，再狠狠用力往我的嘴里猛一按，折的筷子碴扎入我舌头很深，疼痛难忍，鲜血直流，流了满地血，王新华马上用卫生纸盖住。

第二天，我舌头、满嘴非常痛，就是这样，她们也没放过我，她们还是惨无人道的继续对我灌食迫害。灌食时，我满嘴疼痛，无力抵抗。几年过去之后，一提起当时灌食的情景，就连恶人商晓梅都深有感触的说：“那真是生与死的浴血奋战！”我在中共和它的犯人的魔掌下，还能幸存下来，简直就是奇迹，是坚信法轮大法的奇迹。

从二零零五年到二零零六年两年时间，几乎是两、三天，甚至更长时间灌食一点，商晓梅有时似乎很担心的问我能不能挺住。王新华一直想饿死我，她对我能活下来，是非常的不可思议，怀疑我偷喝水了。那时我的体重也就五、六十斤，身体很弱。一次，商晓梅测我血压，50~60，抽血化验，血管里没血，商晓梅说：“老里，这回你可完了。”她们看我身体虚弱，反而更加的迫害我。

二零一二年，因为我经常喊“法轮大法好！”包夹向警察献“计”说：“两天灌一遍，看她还有劲喊不喊？！”结果有一个月时间，两天灌一点点。

二零一三年的一天，犯人谷雅茹来给我下胃管，她下一会儿，没下进去，就非常气愤的骂我，她越生气，就越下不了。管子在我鼻子里打折了，她再往里推，疼的我已经受不了，因为管子打折了，食物灌不了，拔出来，从新插，拨不动，就象钉子钉在木板里一样，她双手用力，往外拽，也拽不动，拽出来了，她再疯狂的往里下，边下边骂我边打我的头，那次插了五十分钟，连我的包夹都看不下眼了去报告给了院长。这种折磨无异于一个屠夫对付一只面临屠宰的猪一样。

二零零六年：院长赵英玲指使不让睡觉、“五马分尸”酷刑

一天，院长赵英玲来了，给相淑芬一本诬陷大法的材料，让相淑芬给我念，我不听，我大声背《洪吟》，相淑芬生气的走了，把王新华调来，当我包夹。

她们给我放诬陷大法诬陷师父的录像，把我双手背着绑在凳子上，电视机离我半米远，放最大音量，我闭着眼背诵大法，这样每天早七点到晚七点，持续一个月后，迫害又升级了。她们从恶警那儿回来说：“你必须吃饭，穿囚服，放弃修炼，服从狱警，否则你不能睡觉。”

不让我睡觉，前两天，我能挺的住，第三天我困的受不了，坐在小凳上，不断的往地上摔，王新华为了达到不让我睡觉的目的，准备了一盆凉水，两个大号注射器，她们坐在床上，往我脸上哧水，我的衣服都湿透了。

第四天，六一零的科长肖林来了，我揭露她们不让我睡觉，肖林公开怂恿她们，还骂我。

酷刑演示：五马分尸

王新华经常用胶带缠住我的身体，再把我“五马分尸”状吊起来，我感到很憋气，手被勒的发青。一天晚上，王新华告诉单玉芹，把我捆起来，再用胶带将我和放电视机的简易桌子连上，我一摔跟头，就带动桌子，我离桌子很近，桌子一倒，电视机就砸在我身上。她们都上床睡觉去了。相淑芬哭咧咧的逼我说：“老里，你就签了吧，赶快签字，签了字，就上床睡觉。”

第六天晚上，王新华坐在床上，激将单玉芹说：“你老单不是有两下子吗？也没制服她，你还是打人不疼。”单玉芹被激怒了，走到我跟前，猛劲抽打我耳光，左右开弓，打了十几个大耳光，又拽我耳朵。

这时，王新华运足了力气，一大步窜到我跟前：“啪！”一个大耳光，打在我左脸上，就象一块巨石，从天而降，砸在我脸一样，我感觉骨头象裂开了一样剧痛。过了几天，别人说我脸歪了，我照镜子一看果然歪了。我已经七天六夜没有合眼了。

六月二日，相淑芬、王新华又逼我坐小凳子听她们念诬陷大法的材料，我不听，也不坐。

二零零六年：遭毒打　生命垂危

二零零六年六月二十八日，我第四次被隔离迫害，我被劫持到监狱四楼警察办公室，包夹是袁安芬等两人。我是大法弟子，我坚持炼法轮大法的功法，袁安芬找大队长于英民要增加包夹，于英民把王新华找来了。

七月十日晚六点，我立掌发正念，王新华过来打我耳光，把我打倒。我就大喊：“法轮大法好！”她边打边问，还喊不喊。她打累了，就用衣架往我脸上、头上使劲抽打，衣架被打碎了，足足打了我一个多小时，我感到就象骨头裂开了一样，疼痛难忍，袁安芬回来了，她们两个一起打我，我被打的昏迷不醒，神智不清。

那一宿，我头疼痛难忍，我昏昏沉沉的呻吟着，早晨小便时，发现裤头上有大便，不知什么时候便的，我的脸到处是伤，变形了，很吓人。

王新华极力的封锁消息，把我看的紧紧的，怕把我打成垂危的情况透露了出去，甚至连警察都不让进来。我经常喊，王新华怕消息传出去，经常趁袁安芬不在时，对我暗下毒手，她试图撅折我的胳膊、腿，边打边问我：“我打你了，你说不说。”我告诉她：“说。”王新华经常恐吓折磨我。

我经常高声背师父的诗词《洪吟》，背《论语》，我每次背大法时，王新华、袁安芬就把我按倒，用毛巾堵住我的嘴。有一个冬天的晚上，王新华把我光着脚拖到卫生间，把窗户打开冻我。一天，袁安芬没在屋，王新华把我打到地上，恶毒的撅我胳膊，还问我：“我打你，你说不说，说，我就撅折你胳膊、腿。”她还经常把我倒立起来，捉弄侮辱我。

二零零六年七月十七日，医院院长赵英玲和病号监区主管迫害法轮功的恶警冯雪来了，看我满脸是伤，痛骂我一顿，骂我不放弃修炼，软硬不吃，不服从监狱的邪恶管理，坚持炼功，她气愤的边骂边用书打我的脸：“我们都在享受人生幸福，你在遭罪，我们给你灌食就是祸害你……”

二零零七年八月，狱警给包夹蔡琳（三十一岁，长的人高马大，一米七的个子，一百八十多斤）、袁安芬拿来束缚带，我炼功时，修淑芬将我捆绑上，因为我身体瘦，绑不住，修淑芬又将束缚带增加了扣眼，再将我绑上。我炼功时，蔡琳和袁安芬就将我捆绑在床上。

酷刑演示：罚坐

二零零七年八月九日，我被劫持至病犯监区的十三组，我发正念或炼功，蔡琳就骑坐在我的身上，蔡琳的胖身体压着我，我感到呼吸都困难。蔡琳经常丧尽天良的毒打我，许多有良知的刑事犯看到，都于心不忍，规劝蔡琳，蔡琳不听。她象恶魔一样抓住我，愤怒地往地上摔，摔的我满脑袋大包，身上的伤不断。蔡琳抓住我的腿，在床边使劲的压。

二零一二年七月十一日，大队长戴莹领一帮犯人打手，突然闯入我住的监舍，把我所有物品翻看一遍，经文被拿走了，我的衣服都写上犯字，下令法轮功学员不能同时在卫生间、洗漱间，犯人洗漱上卫生间也得安排批定时间，她们把“攻坚”大队的管理办法使出来了，想把病号监区管成阎王殿一样。

我有针对性的破除这种迫害，经常和其他法轮功学员在卫生间、洗漱间相遇，甚至到其他法轮功学员监舍去。我经常被她们拉出来，每天警察上班，我都向她们喊：“法轮大法好！”

一天，戴莹把犯人组长赵丽娜找去了，骂她一顿，给她施加压力：“我再听见里玉书喊或从她那里翻出经文，就扣全组二十几个犯人的分。”赵丽娜回来后传达戴莹的意思，全组二十几个人，个个魔性大显，把我的东西又翻了一遍，被褥拆了，到处写上犯字，把我按倒在地捆绑上，用胶带缠上我的嘴，用脚踩我。赵丽娜把我用胶带缠起来，捆上吊了起来。

那天晚上开始，狱政科长郑杰来点名时，这是哈女监最紧张的时刻，有的犯人报数时声音小点都要挨骂。为了反对迫害，我就选在这个时刻高喊：“法轮大法好！”那些包夹、组长、犯人讨好警察骂我，打我，恨不得一下子把我打死、打服，包夹邵忠燃、赵丽娜魔性大发，狠狠的用尽全身力气打我耳光，把我按在床上，发疯似的下黑手。

二零一二年：不穿囚服遭毒手　家人十几年不得见

二零一二年三月二十二日中午，大队长赵晓帆带领一帮犯人打手把我硬拖到医院住院处，让包夹给我穿囚服，穿上后，把我用胶带捆了起来。

一天，狱长白英贤来了，查看310狱房，中途，李荣利就打我耳光，不一会儿，来了十几个身强力壮的犯人，强硬给我穿囚服，我拼命挣扎着，从床上滚到地上。恶犯高福艳，四十几岁，身高一百六十五公分左右，体重一百六十多斤，她用脚踩我小腿，又用手拧我大腿内侧，揪住我头发往床栏上撞，每天暗下毒手。她还把束缚带往里打个眼，紧紧的勒住我的双手。高福艳回监舍说：“里玉书哪来那么大的劲，就凭她的体格，动弹都很难！”

一直到七月末，她们野蛮的硬给我穿囚服，有的人就遭恶报了，高福艳身体患病，到医院针灸疼的她嗷嗷直叫，对法轮功学员迫害太恶毒残酷了，老天发怒了，一天都下雨，雷声、闪电，在监狱里回响着，有人看到火球进了屋，监狱的电视都击坏了。

我不穿囚服，十几年没见过亲人，我的亲人千里迢迢，有的七、八十岁，来一趟，也不让我见。

二零一三年：隔离关押迫害　常伴“法轮大法好！”

二零一三年八月，因为我总喊：“法轮大法好！”他们又一次把我第七次隔离关押起来。副狱长史耕辉、大队长戴莹、院长赵慧华硬把我绑架到监狱医院住院处，那里有几个法轮功学员已经被隔离关押一年多了。我去医院时，我的被褥都被她们拆散了，衣服也没了。包夹郝丹君举手就打我耳光，张口就骂，我要上卫生间，不让我去。晚上我挺不了了，要小便，她们不让去。

医院那个环境，上厕所、洗漱都在她们的控制中，我要破除这种迫害，经常喊：“执法犯法，私设小号，迫害好人。”我要求见驻检官员，揭露她们迫害法轮功学员、私设小号的犯罪行为。恶犯王微气的把洗漱用的一盆水泼了一地，溅了我一身。她用尽全身力气打我耳光，她打着我，我就大声喊，直到她打累了，才停下来。

医院那个地方是狱长经常去的地方，也是上边领导来必去的地方，我经常喊：“法轮大法好！”揭露她们。邪恶是怕曝光的，她们不愿让我在那里久住。一天，他们让我离开医院，把我劫持到了十一组。我看到了其他法轮功学员，说句话，恶警王某指挥犯人，把我拖走了，恶犯们很气愤的把我的头往地上一摔，我的头磕破了，流血不止，按也按不住，她们把我抬到医院缝了五针。

在黑龙江省女子监狱，我因为不放弃信仰法轮大法，被劫持关押了四个监区，绑架小号酷刑一次，隔离迫害九次，背铐九天，七天六夜没合眼，背铐在水泥地上，四个月不让睡觉，遭到十年不间断的野蛮灌食。黑监狱以“扣分加期”等条件要挟利用形形色色的犯人残害非法关押的法轮功学员。

里玉书出狱一个月以后仍留有被灌食的伤痕

出狱一个月以后，我身上仍留有被灌食的伤痕，这是外部能看到的伤痕，但是灌食主要伤在内里，在呼吸道、食道、鼻道、胃等部位。

就在二零一四年五月十八日我出狱的当天，监狱恶警们也没放过我，还是对我进行了野蛮灌食。我出狱一个星期后，突然半边身子不会动，嘴、脸、肩膀歪斜，嘴角不自觉的流口水，从舌头一直到下巴都发木、发麻，不好使，耳朵听不太清楚，眼睛也看不太清楚东西，身体浮肿，得两个人抱着穿、脱衣服，抱着上床。

我及亲朋好友都怀疑：黑龙江省女子监狱在我临回家的当天灌食中，给我灌了损害身体的药物。